中国是一个诗词的国度。对于远古先民的真实意绪、生活层面的细节流变，诗歌具有比史书更为强大的记忆保鲜功能。而对于江南从尚武到尚文的历史性演变，诗词同样是一次生动的记载与见证。从中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江南——既见气韵，又见气节。既合风尚，又具风骨。既婉约柔美，又豪放不羁。本文作者文学博士赵允芳，专注从事现当代文学批评及历史文化散文写作等，为大型人文纪录片《诗画江南》总撰稿。

　　诗词与江南，是一对天作之合，一旦邂逅，便再也离不开彼此。千百年来，江南丰润着诗词，诗词柔润着江南，它们共同支撑起了一个诗意国度的半壁江山。

　　江南最初诞育的诗词，有着和人类童年趣味一致的浅白清新——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……”这首汉代民歌，虽充满劳绩，却是一种诗意栖居。南北朝时期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，在民间采集诗歌。代表作中，南歌有抒情长诗《西洲曲》，北歌则为叙事长诗《木兰诗》。

　　《西洲曲》中的“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。低头弄莲子，莲子清如水”营构了一种情意缠绵的氛围，历来被誉为“言情之绝唱”。人们在对江南文脉进行追根溯源时，都会提到这首诗。可以说，《西洲曲》奠定了江南、乃至中国诗性文化的精神基调。中国历代诗人的江南情怀，也都能从这里找到最初的启蒙。

　　魏晋南北朝，开启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审美自觉时代。在诗歌创作中，人们开始自觉地利用声律，探索平仄相间、押韵合辙，抑扬顿挫间，表现出丰富的美学内涵。后来的律诗，由此萌生。成书于这一时期的《昭明文选》，收录的五言诗,无论是“同声相应”,还是“异音相从”,都体现出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。

　　在奠定中国古代诗词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上，江南有什么贡献？着名文化学者郦波认为，近体诗的一个重要发展基础，就是永明体的出现。南朝齐，永明年间，周颙提出“四声说”，沈约提出“四声八病”论。这就变成了格律诗的一个重要的声韵基础。没有“四声说”的总结、出现，就没有后来的格律诗，也就没有那么美的唐诗宋词。所以这个奠基作用是非常巨大的。没有唐诗宋词，我们就称不上诗的国度了。

　　可见江南声韵文化、音韵文化对中国诗歌的贡献。

　　西晋末年，大量北方士族的南迁，为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崛起，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。或者说，今日江南文化之古典诗性内涵,正是在这样一个看上去最嘈杂、最混乱、最不诗意的复杂历史时期，渐渐清晰丰盈，渐渐自成一体。他们将北方的清谈之风带至江南，形成了所谓的玄言诗。其后，便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所说：“庄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。”

　　东晋山水诗的出现，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。脱胎于玄言诗，由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，为中国诗歌的发展独辟蹊径，形成了后来蔚为壮观、影响深远的山水诗派。他不仅把诗歌从“淡乎寡味”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，而且将自然界的山水风物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，完全区别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中的起兴、比德之物，深刻影响了一代诗风。

　　谢脁诗，已然摆脱了玄言诗风的影响。而他在格律上的实践与探索，可谓承上启下，对唐诗形成了奠基之功。很多唐人都深受他的影响。

　　古代帝王与江南的才情邂逅，将会留下怎样的传奇？

　　如果说泰伯是江南的始造者，那么隋炀帝杨广，则是完成了对江南重心的一次转移与重塑。他下令开凿、疏浚贯通南北的大运河，这成为他留给江南的最好馈赠，令这片土地受益无穷。这位对江南情有独钟的帝王，也留下了《夏日临江》《江南好》等诸多诗篇。

　　唐朝，是一个诗的国度。山水诗和晋代陶渊明开启的田园诗交汇融合，终至唐代达到高峰，成为一个与边塞诗派交相辉映的山水田园诗派。其间，一个突出的景观，就是唐人多好漫游四方、壮游南北。这也与山水诗的萌生、发展而至大成，一路相伴相随。

　　李白十年漫游，曾久久盘桓于江南。青年杜甫也曾漫游吴越，历时数载。深得二谢山水诗精髓的白居易，曾宦游江南，旅居苏杭。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”作为外乡人，江南在他的心中，就是这样一团浓烈的色彩，明丽鲜亮，永不褪色。

　　唐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，憧憬千古功名。诗人的视野、胸襟皆得到了极大的扩张。由此，江南的诗词，不乏堂庑阔大、气象皎然之作。其中代表，莫过于扬州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——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。江流宛转绕芳甸，月照花林皆似霰。空里流霜不觉飞，汀上白沙看不见。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……”诗人摒弃了六朝宫体的脂粉气，仅以月下的寻常景象，就曼妙铺陈了一幅月光照耀下的万里长江画卷，抒发了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”的深沉之思，堪称千古绝唱。张若虚的这首诗，后被誉为“孤篇盖全唐”。闻一多先生将它称为“诗中的诗，顶峰上的顶峰”。

　　公元8世纪中叶的“安史之乱”，以及之后的黄巢起义，使唐王朝由盛而衰、由衰而亡，之后进入分裂混乱的五代十国。为了避祸，北人纷纷涌向江南。晚唐诗人韦庄，也在这个庞大的迁徙队伍中。韦庄与温庭筠为花间词代表，词风香软，并称一时。

　　李煜，南唐最后一位国君。时处唐宋之间，弥漫着六朝烟水气的江南，在五代十国的一片纷乱中，幸运地保持了数十年的风雅与繁华，为保全和延续江南文脉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李煜词前期多写宫廷生活和闺情词。后期词，“眼界始大、感慨遂深，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”。他抒发亡国之痛，情辞凄婉，篇篇皆为泣血之作。

　　家国不幸诗家幸。李煜以生命为代价的忆江南诗词，让人们隔越千年时空，仍能感同其一颗“赤子之心”。南唐的佑文政策及其词体开拓，延续到了有宋一朝，使得宋词由不被人重视的所谓“诗余”，而终成大观，与唐诗比肩而立，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两座高峰。（原文有节选））